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AgencyforResearchonCancer,IARC）于年2月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增病例数达万，在新增癌症病例中占11.7%，首次超越肺癌成为全世界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全球女性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1]。中国女性乳腺癌年新发病例约为30.4万例，占我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人数的17.1%，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死亡例数约为7.0万例，居我国女性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第五位[2]。乳腺癌的早期预防和及时诊治对保护女性生命健康至关重要。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的过程，与各种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基因层面的变化密切相关。目前已有共识的乳腺癌高危因素包括月经初潮小于12岁、绝经后肥胖、高剂量电离辐射暴露等，但研究显示BRCA1/2基因突变、个人或家族的乳腺癌史等在内的遗传因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3-5]。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heCancerGenomeAtlas,TCGA）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散发性乳腺癌存在强大的胚系遗传贡献[6]。另有研究通过分析双胞胎的患癌数据，评估遗传因素与28种癌症的因果关系，其中遗传基因对乳腺癌风险的贡献率为27%，仅次于前列腺癌的42%和结直肠癌的35%[7]。由此可见，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精准医疗理念的普及，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分子水平的多基因联合检测可为乳腺癌诊断与治疗提供个体化依据。为明确乳腺癌发生风险和临床诊疗方案在中国人群中的相关情况，我们应尽可能全面地检测我国肿瘤患者携带基因突变的情况，为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治疗、预后评估及其相应的信号转导机制研究提供全面的分子信息。本文将从乳腺癌的遗传易感基因及其通路，乳腺癌基因的检测技术，乳腺癌多基因联合检测产品的临床应用进展等方面进行综述。
一、乳腺癌的遗传易感基因乳腺癌具有家族聚集的特点，大多由于遗传易感基因变异所导致。目前被广泛认知且接受的乳腺癌胚系易感基因是BRCA1和BRCA2。但是数据提示，BRCA1/2的胚系突变、重排或缺失只能解释小部分的遗传性乳腺癌[8]，许多早发性或有家族史的乳腺癌患者在已知的易感基因中没有变异，75~80%的乳腺癌病例风险变异仍不清楚[9]，其他未被发现或证实的乳腺癌相关基因变异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早期诊断和预防性干预可以改善易感基因突变携带者的发病率和生存率，如果能全面认识乳腺癌发生发展的基因层面的危险因素，包括DNA损伤修复通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通路等多通路多基因的突变情况，将对乳腺癌的防治起到重要作用。1.DNA损伤修复通路基因：DNA损伤具有潜在的改变和抑制DNA复制和转录的能力，其导致的分子结构不完整和基因组不稳定是包括乳腺癌在内的众多癌症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DNA损伤修复机制是哺乳动物细胞防御机制的重要部分之一，为了维持细胞的生存和功能，机体会启动特异性的修复系统，根据损伤的类型，选择一系列不同的修复诱导物、中介物、效应物等进行修复，从而维持基因组的完整与稳定[10]。正常情况下人类具备修复DNA损伤的能力，但DNA修复系统基因突变导致修复能力缺陷，将增加正常细胞恶变的可能性。针对不同的DNA损伤类型，DNA损伤修复系统（DNADamageRepair,DDR）包含多条修复通路，其中包括专门修复DNA双链断裂(DNAdouble-strandbreaks,DSBs)的非同源末端连接通路（non-homologyendjoining,NHEJ）和同源重组修复通路（homologousre